中国私动是谁的？
周正毅（已故）和他的老情人毛玉萍，当初在上海滩那是呼风唤雨的，周是上海人，家里条件一般，早年下海经商，做过很多生意，最赚钱的是开了一家房地产公司，名字就叫上海中发置业发展有限公司（他的另一家房地产公司叫上海恒力房地产有限公司）。
周的正室毛玉萍也是上海人，年轻貌美，两个人是在一场宴会中认识并迅速展开恋情，不过这段感情并没有得到周父母的认可，周父母觉得毛家的社会地位太低。但两个年轻人还是顶着压力走到了一起并在90年代结为连理。
在结婚之前，周就送给了毛一栋价值千万的别墅作为嫁妆。 婚后的毛玉萍慢慢淡出了商业圈，专心在家相夫教子，帮助丈夫打理事业。而周也的确没有辜负毛的一片深情，不仅生意越做越大，还时不时给毛送上各种名车。
虽然两个人非常恩爱，但是周的一个做法却遭到了毛的强烈反对，那就是周在外面包养了一个情妇，并且还给这个情妇在深圳买了豪宅和豪车。 毛发现之后和周大吵一架，并要求他必须和情人断绝往来，周当时虽然嘴上答应了可是并没有付诸行动，依然和情人藕断丝连，这让毛非常的伤心。于是她向周提出离婚，周当时想挽回这段婚姻，对毛苦苦哀求道：“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不能没有你”，然而毛却心意已决。
2003年，毛终于向法院提出了离婚诉讼，并声称自己对周已经彻底失望。 周得知后立刻飞到香港向毛道歉，并请求她的原谅，可惜此时毛的心早已冰封，无论周如何诚恳道歉，毛都态度坚决。最后周只能黯然回国。
李鸿章作为晚清历史的当事人，对于很多历史事件的发生、发展以及结局，都有过详细的记载和回顾。“百日维新”是晚清最具代表性的“革新”事件，康有为、梁启超、谭嗣同、袁世凯等人都在这场运动中表现突出，而李鸿章更是“维新”运动的见证者。
李鸿章作为晚清重量级的“老臣”，对于“改革”向来持保留意见，既支持一些新式改革，又反对“变祖宗之法”的运动。那么，李鸿章是否支持“百日维新”？与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接触甚密，为何他不出面挽救“六君子”于危难呢？
对于“变法”、“维新”运动，李鸿章并不看好，甚至认为这是“一帮书生在纸上谈兵”，不仅对晚清的现状不了解，而且完全脱离晚清“积贫积弱”的实际。但另一方面，鉴于清廷“天威难测”，李鸿章并不反对“百日维新”，甚至在部分“新政”文件上，还留下了自己的名字。
作为时任晚清帝国四大领班大臣，李鸿章在百日维新的过程中“首鼠两端”，对于如何进行改革，如何平衡朝堂大员以及皇族宗亲之间的利益，如何解决顽固党派的“不配合”，如何在朝堂的“水深火热”中自保，让李鸿章伤透了脑筋。甚至李鸿章还“明哲保身”，将部分行政事务“推给”了张之洞，“张之洞办事，我李鸿章担责”。而张之洞也十分“配合”李鸿章，经常以“湖北政务繁忙不便北上”为由，拒不出京。
李鸿章的“左右逢源”让康有为、梁启超等“维新派”异常失望，他们在给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多次提及李鸿章“明里拥护，暗里阻挠”，康有为甚至多次面圣请求“将李鸿章革职查办”，但光绪皇帝念及李鸿章对晚清帝国的“汗马功劳”，并没有采取严厉措施，而李鸿章“该办不办、该管不管”的态度，在朝堂之上也是人尽皆知的“笑话”。
“戊戌政变”爆发后，保守派在慈禧太后的“亲自坐镇”下，对以康有为、梁启超为首的“维新派”展开围追堵截。梁启超为了保存“维新派”的实力，孤身一人逃亡日本并获得日本友人的庇佑。而袁世凯则亲自前往天津南苑，将康有为“劝回”京城，而六君子谭嗣同、林旭、刘光第、杨锐、杨深秀、康广仁等维新派骨干则被关进牢狱并处以极刑。
在六君子入狱，即将问斩之际，康有为多次给李鸿章写信，请求救命，甚至还亲赴天津南苑请求李鸿章出面“救救天下读书人”，但李鸿章以“维新失败、大势已去、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为由，拒绝了康有为等人的营救请求。以至于康有为后来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屡屡提及李鸿章“忘恩负义、该杀该剐”。
在康有为等人的心目中，李鸿章是“维新派”的“保护伞”，因为在“百日维新”过程中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与李鸿章有着密不可宣的关系，甚至李鸿章对“维新派”的支持，不仅停留在口头上，更表现在行动上。尤其是在“戊戌政变”前夕，袁世凯“倒戈”的情况下，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更是一口气将全部身家都“赌”在了李鸿章身上。但李鸿章在关键时候的“见死不救”，在“维新派”看来，是“十足的忘恩负义”。
但换位思考，在当时的晚清，“慈禧太后在朝堂上一言九鼎”的情况下，李鸿章即便以“重臣”的名义出面营救，效果也不一定达到康有为、梁启超等人的“预期”，反而会让自己置身“险地”，而李鸿章此时已是68岁的“高龄”，为了所谓的“书生意气”，他并不那么做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