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谁提出的？
是洋务派提倡的“中体西用”，不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。 这个口号最先由张之洞提出，他在光绪年间主持编撰的《学部总利》（即《京师大学堂章程》）中开宗明义地指出：“中国今日之急，除废八股、兴学校而外，诚无急切之图。……今欲求救亡，必自自强始；欲自强，必先振兴学业文事入手。”
这里所谓的“振兴学业文事”实际上就是“西学”，所谓“中体”“西用”实际上是说，在儒家“体”的基础上，以“用”来充实和强化“体”。因此用现代话语来说，可以表述为“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，大力发展生产力”。 当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西方列强通过侵略战争将中华民族推向危亡边缘，为了强国御侮，洋务派提出了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口号，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——建立新式海军、新建陆军，创办近代工业，兴办新式学堂（包括京师同文馆等）等等。
虽然洋务派没有能够完成中国的现代化进程（这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无能和保守，而不是洋务派自身的原因），但我们不能否认洋务运动在中国历史上的积极意义。 “中体西用”后来成为清末和北洋军阀时期的官方意识形态，1923年直奉战争后，段琪瑞主持编撰的《中华民国宪法》序言中规定：“惟中国之国体，乃政治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，政府官吏，承国民之意志，执掌政权，管理政务……”同时，该《宪法》还规定“中华民国得采用世界各文明国人民所享有之各项权利及自由”，并“应准人民为之保障”。
从洋务派到北洋政府都是强调中国要走“中体西用”之路。只不过在此后的历史上，由于国民党一党专政，推行法西斯独裁统治，“中体西用”被异化为“中本西末”——完全倒向西方，把西方的东西当作先进的象征，而忽视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。 70年代以来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，“中体西用”又得以重新诠释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，随着国内民主运动的不断发展和进步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弥漫于知识界，作为民主自由的象征的“西学”又被推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，而传统意义上的“中学”却在被很多人抛弃或唾弃。
在这种情况下，“中体西用”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内涵——“西学为体，中学用”，或者说“西为先，中是用”！